他说，要不是看到本刊做的毕建勋先生的采访，他不会接受我们的采访，因为现在很多媒体所做的都是哗众取宠的题材，能真正关注正面题材画家的反倒少了。

　　他表示：“我经历的太多，如果要反映阴暗面太容易了，但我觉得艺术应该给人以温暖、正义，要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。”

　　人们对陈可之的想象，与真实的他截然不同。

　　他是一位在主流语境中很有影响力的画家，有众多的社会头衔，想必他的言谈会字斟句酌，难见真性情。可一见到他本人，言谈举止内敛平和，甚至有些讷于言。衣着上也没有艺术家的张扬，唯一可见其细腻品味的是围巾上的马头胸针。

　　非常古典的60年代生人印象。虽然他看上去十分随意，但是挂在工作室墙上的几幅以“水”主题创作的作品，不管是色彩的恣意汪洋，还是少女眼神里的一抹娇羞，都在流淌画家的才华和内心。

　　这是部分藏家暂时放在这里的作品，更有识别符号的“陈可之作品”，是他的历史题材系列和三峡系列。这些反映主流文化的作品在一片聒躁的油画市场里，却显得格格不入，因为有人在为买家而画，有人在为流行而画。但你要问到陈可之为谁而画，他却说，为了民族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我爱的土地。

　　“悲天悯人”是他给人最强烈的感受。

　　他说，要不是本刊做了毕建勋先生的采访(见《艺术与财富》2011年第1期)，他不会接受我们的采访，因为现在很多媒体所做的都是哗众取宠的题材，能真正关注绘画正面题材画家的反倒少了。“我经历的太多，如果要反映阴暗面太容易了，但我觉得艺术应该给人以温暖、正义，要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荒诞”美院过往

　　生于1961年的陈可之，是重庆江津人，出身子书香门第。他在少年时，已能搭着板凳画海报，遂成为当地人教育孩子好好学习的一大美谈。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，陈可之16岁，当年他去报考四川美术学院，阴差阳错的，竟然不知道有体检项目，自然与心爱的美院失之交臂。

　　但第二年，幸运之手再次伸给了勤奋的陈可之。当时他年龄尚小，个子也小，班上的同学包括后来的同样声名显赫的刘虹、叶永青等。对于陈可之来说，美院记忆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激荡、模糊，现在回忆起某些滑稽的事情，只能用香港话说“比较搞笑”。

　　搞笑之一：某几位同学画人体，却被好事者拍了照片，然后是几位当事人的写检讨、清查，以及这个事情引起连锁反应的一系列滑稽事件。

　　搞笑之二：他本人也因为一件小事情而深陷黑白颠倒的沼泽中。因为中学时爱写日记，他在日记本上记录一些他认为同学说的值得思考的言行，竟然被认为是在“记载黑材料”，成了被孤立的对象。他百口难辨——试想想，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岂有那样的心机，真是荒诞至极!

　　这样的经历带给未成年的学生的痛苦和压抑是可想而知的。会不会对人性的美好有了怀疑和困惑?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的境地，他只是觉得好笑，并不记恨。“我在那时开始思考人性，思考后的结果是：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多数还是误解”。

　　从四川美院毕业后，陈可之到了四川永川地区的一家杂志社做美术编辑。因为有了名气，陈可之被单位领导“寄予厚望”，但陈可之却叫苦连天。“因为画油画需要很多时间，我上完班回去就得熬夜，早上起来坐掉班车，还得备课，弄不完还得扣钱。社领导为防止我做自己的事，除了美编，还让我做杂志文字校对。”他描述当时的一些细节，仍然记忆犹新。

　　活在当下做减法

　　1987年，四川美术家协会为陈可之举办了个展，那是协会第一次举办个人油画展。那次展览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，也让他的历史题材画风格逐渐明朗。他的作品先后被政府机关和一些公共美术机构收藏，名声和赞誉也纷至沓来。

　　如果要看他的过往和头衔，你会觉得这是多么热闹的人生啊!但我们没有想到，他现在对自己最高的期望是“做减法”，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创作作品。所以，他几乎不参加各种名目的无意义的会，他认为他真正在淡定的享受着与世无争的人生，他相信自己的作品价值自有评说。

　　在采访的三个小时里，他一直让音乐开着，音乐声有时毫不客气地遮盖住了他的声音。“你很喜欢音乐么?”我问。他说：“我平日里有事无事都要听点音乐。”所以，他习惯了和音乐的和解，也不介意自己的声音在音乐里若有若无，这让画家的话更像是他一个人时的自言自语，直指内心。

　　一边是社会的评论，一边是艺术家的内心，哪一个陈可之更真实?